只有你能欣賞我--轉載

第一次參加家長會，幼兒園的老師說：“你的兒子有多動症，

在板凳上連三分鐘都坐不了，你最好帶他去醫院看一看。”

回家的路上，兒子問她老師都說了些什麼，她鼻子一酸，差點流下淚來。

因為全班30位小朋友，惟有他表現最差；

惟有對他，老師表現出不屑。

然而她還是告訴她的兒子：“

老師表揚你了，說寶寶原來在板凳上坐不了一分鐘，現在能坐三分鐘了。

其他的媽媽都非常羨慕媽媽，因為全班只有寶寶進步了。”

那天晚上，她兒子破天荒吃了兩碗米飯，並且沒讓她餵。

兒子上小學了。

家長會上，老師說：“全班50名同學，這次數學考試，

你兒子排第40名，我們懷疑他智力上有些障礙，

您最好能帶他去醫院查一查。”

回去的路上，她流下了淚。

然而，當她回到家裡，卻對坐在桌前的兒子說：“

老師對你充滿信心。他說了，你並不是個笨孩子，

只要能細心些，會超過你的同桌，這次你的同桌排在21名。”

說這話時，她發現，兒子黯淡的眼神一下子充滿了光，沮喪的臉也一下子舒展開來。

她甚至發現，兒子溫順得讓她吃驚，好像長大了許多。

第二天上學時，去得比平時都要早。

孩子上了初中，又一次家長會。

她坐在兒子的座位上，等著老師點她兒子的名字，

因為每次家長會，她兒子的名字在差生的行列中總是被點到。

然而，這次卻出乎她的預料，直到結束，都沒聽到。

她有些不習慣。臨別，去問老師，老師告訴她：

“按你兒子現在的成績，考重點高中有點危險。”

她懷著驚喜的心情走出校門，此時她發現兒子在等她。

路上她扶著兒子的肩，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甜蜜，她告訴兒子：

“班主任對你非常滿意，他說了，只要你努力，很有希望考上重點高中。”

高中畢業了。

第一批大學錄取通知書下達時，學校打電話讓她兒子到學校去一趟。

她有一種預感，她兒子被清華錄取了，

因為在報考時，她給兒子說過，她相信他能考取這所學校。

他兒子從學校回來，把一封印有清華大學招生辦公室的特快專遞交到她的手，

突然轉身跑到自己的房間裡大哭起來。

邊哭邊說：“媽媽，我知道我不是個聰明的孩子，

可是，這個世界上只有你能欣賞我……”

這時，她悲喜交加，再也按捺不住十幾年來凝聚在心中的淚水，

任它打在手中的信封上。



☆ 一句鼓勵的話可改變一個人的觀念與行為甚至改變一個人的命運！☆



☆☆ 一句負面的話 可刺傷一個人的心靈與身體甚至毀滅一個人的未來！☆☆

窮孩子的唯一希望是教育 李家同

窮孩子的唯一希望是教育     李家同
我一輩子都在教書，從30幾歲就開始教書，20年前，我已是個老師，天天和學生在一起，讀書、進修、做學問；從年輕時代，我最關心的就是教育和學生，除了在大學課堂上跟隨我上課的學生，還有更多在貧困環境裡被忽略的窮孩子，更是我最關心的一群。
我回來 因當年受刑人一句話

即使任教30多年，年近70歲的我，明年就要退休了，但我退休之後，還是要和學生在一起，拉窮孩子一把，做學問、多進修，人生還有太多沒搞懂的東西，我要繼續搞懂。
我出生於上海，初中念的是成功中學、高中念師大附中，畢業後考取台灣大學電機系。我從大學開始當義工，當時台大的同學家境都很好，但我發現社會上有很多窮小孩，他們的父母較為弱勢，所以也無法補習，回家也得不到父母的協助。我大學就開始幫他們補習，沒有參加任何社團，而是自己去找一些家境不好的小孩「抓」來教，希望幫助這些孩子脫離貧窮。

大學時代，我也到監獄探訪受刑人，跟他們一起聊天、打球。記得那時候台北監獄在愛國東路，我和一位黝黑的受刑人很談得來，因為他愛看書，我就設法送很多書給他看。
這名受刑人經常談到他媽媽，還說他媽媽來看他都會吃閉門羹，但我始終不太相信。有一天我打聽到他家的住址後便去拜訪，一進了客廳，就發現氣氛不尋常，才知道家人沒有跟他來往，也明白他媽媽從沒有到監獄看過他。
從他家離開之後，我騎著腳踏車，轉彎時聽到腳步聲，他上了年紀的媽媽追出來叫住我，臉上寫滿迫切和思念，急著問我「: 我要怎麼找到我兒子?」後來這名受刑人寫信告訴我，他們母子終於見面了。

那時我正在辦理手續，準備要到美國念書。離開之前我到監獄見他最後一面，當他聽到我要遠赴美國唸書的消息時，整張臉暗了下來，笑容也消失，他低聲說 :「我們之間的距離會愈來愈大，不可能繼續做朋友了…」然後，他想了好一會兒，又問我：「有沒有考慮留下來？」
當時，我什麼承諾也沒給他，但30多年前，當我從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計算機系博士畢業後，馬上回到清華大學數學系服務。我知道，多多少少是因為他當年問我的那句話─「有沒有考慮留下來」。雖然後來我與這名受刑人沒有再見過面。到清華任教之後，我知道清大附近有一個德蘭中心，專門幫助弱勢的孩子。我和太太經常去捐錢，後來有了老爺車之後，就常去做義工，教小朋友學英語和數學。德蘭中心的孩子多半來自破碎而窮困的家庭，而有更多是來自原住民部落。

我很早就注意這些弱勢的孩子，也決心要助他們一臂之力。我們不要以為自己的力量微薄，其實身邊隨時都有助人的機會，一己之力可以發揮很大效益。就像後來我到靜宜大學任教，一名在台中啟明學校就讀的學生寫信給我，他知道我向來樂意幫助盲生，因此要求我去教他英文，我也答應了。助人真的不難，不是嗎？

其實，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師雷格教授就是盲人，當時我們都稱指導教授為「老板」，我感激他也佩服他的毅力，更因此結交到多位盲人朋友，而我也到台中惠明學校當義工。
現在的種子 下一代的花

我總認為，義工不是一兩天做好玩的，而是長期性的，我大半輩子都在做義工。這些年，台灣的弱勢家庭越來越多，我不忍心看著這些家庭的孩子長大後一樣在社會底層翻不了身。2002年時，博幼基金會成立了，我們以921重創的災區為主，免費幫埔里和信義鄉弱勢家庭的孩子補習功課，至今已經有五個年頭，且有很多大學生加入這個行列，一起做義工，我們深信「窮困孩子的唯一希望來自教育」，希望提升窮小孩未來的競爭力。
從我讀大學起，幾十年的義工經驗，一直和窮小孩在一起。孩子是未來的希望，我總想，窮小孩尤其值得關心和注意，台灣社會最大的問題，就是教育出現了差距。有些學生的程度非常好，有些孩子卻非常差，每當大家為金字塔頂端的孩子鼓掌時，卻沒有人關心程度很差的孩子在底層掙扎。
博幼基金會的做法就是「因材施教」，根據每名孩子的程度而給予不同的課後輔導。如果有小學四年級的學生不會加法，那就會先從加法教起，不會跳到減法或乘法。我認為，「現在的種子是下一代的花，而這一代的花就是下一代的果實」。舉例來說，如果把一個小孩的英文教好，讓他可以跟上其他同學的腳步，那麼，這個孩子長大後如果為人父母，當子女有英文方面的問題時，他可以解答孩子們的疑問，比起什麼都無法回答好得多。


20年來台灣教育政策的轉變，讓我也有很深感觸。以前的大學入學門檻高，且大學生人數少，但現在教育政策鬆綁，政府廣設高中和大學，但因背景和條件不同，現在的大學生和過去的大學生不能互相比較。部分大學生程度不理想，更是很嚴重的問題。


現在大學這麼多，未來勢必面臨招生不足的問題。政府應建立大學退場機制，但要如何訂出退場的條件，更是政府極需面對的問題。如無法要求大學關門，那麼就要承認部分大學生的程度不夠好，我建議教師要改變教學方式。舉例來說，大學生的英文程度如果很差，就不能教莎士比亞，應從國中程度教起。


另外，政府推動一綱多本和多元入學政策，對窮小孩也極為不利，當班上其他經濟條件較好的同學有各種不同參考書可以練習時，經濟條件弱勢的小孩買不起不同的參考書，更遑論補習。活潑教學對他們而言更是負擔，多元入學對他們也不利，他們沒有能力參加甄試。
所以我認為要縮小教育的差距，但讓人擔憂的是，儘管現在政府已經投入一些資源，對弱勢學 生進行課輔，但政府的注意力還是不夠，給錢之後不管學生的學習成效，這是一件不好的事。我建議至少要有評估。


不編織夢想 人要活在當下
我當了一輩子的老師，也當了一輩子的義工，數十年來如一日。我其實一輩子不做任何的計畫，也不刻意編織什麼夢想，我認為人必須要活在當下，能夠把現在的事情做好已經不容易了，何況是夢想。
我只是一個平凡的人，一輩子投身教育，我要建議，別和小孩或是學生講大道理，我有一個女兒，現在已經28歲，但我從來不管她，應該說是管不了。因為不是講了大道理之後，他們就會懂，我認為最好的方式就是「以身作則」，作為讓他們可以學習的榜樣。

社論－教改談了16年 大人心態仍沒變

社論－教改談了16年 大人心態仍沒變

2010-09-03 中國時報 【本報訊】

    事隔十六年，耗資八百萬，好不容易召開的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才閉幕，就毀了！毀掉十六年一次教育大拜拜的，不是學者專家，而是依例開學就舉行第一次模擬考的國三生，考試非出於他們的意願，毀了攸關他們未來升學重要的會議更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但是，沒辦法，因為孩子的未來九成九操諸大人們手中。

    孩子其實根本沒有發言權，他們悶頭應考，讓他們考試的是老師，摔考卷的也是老師，但老師有多少發言權呢？班級學生考上明星學校愈多，就愈是被定義為「優良」的教師，至於以前的放牛班、現在改個名稱的職能班教師，只能拚了命希望自己的學生不中輟、不學壞，尤其別碰上幹了壞事還怪老師放棄他的孩子。

    教育部長吳清基很誠實的說，他一直到媒體訪問時才知道北北基模擬考的情形，長假才放完立刻考試，確實對學生身心造成壓力，今年來不及阻擋，但會列為教育部訪視項目，未來若有類似情況，將列為缺失扣分。當過北市教育局長，吳清基都不知道北北基國三生的苦悶，他大概還不知道，開學第一天就模擬考的國三生，豈止北北基，全國都如此！

    根據全教會秘書長吳忠泰的估算，台北市一個國三班級，十天內要考到一千二百到二千張考卷，約七到十二公斤，這個些數據不只適用於台北市的孩子，全國意在升學的孩子，差不多一個班級，十天內也得考上八百到一千五百張考卷。

    十六年前的全國教育會議，召開所為何來？不就是為了減輕孩子的升學壓力，十多年來教改推出無數方案，不論高中或大學，升學方式從早年的一試定終身，到免試、申請、推甄、分發，還有因應偏遠校區的繁星…，不一而足，唯一沒變的是，還是要以分數為憑，高中、大學如此，研究所亦復如是，有哪個大小孩笨到以為玩社團能玩進研究所，那就等著家裡蹲吧。

    十六年教改，養肥無數補教名師，從小學、中學、大學、研究所，這還不夠，連公務員考試都得靠補習班密集猜題，有考試就有分數，有分數就有壓力，期望一個以考試用人的社會，沒有分數的壓力，那是痴人說夢。除了分數，還有其他鑑別的標準嗎？所謂其他的鑑別標準，不會引起特權猜測嗎？換一個角度，如果家長和老師沒有差別心，認為明星高中一定比社區高中好、高中要比高職好，或者台大一定最好、非上大學不可，孩子的壓力還會這麼大嗎？

    我們的教育，難道一點都沒有長進嗎？其實不然，許多老師，已經從孩子入學開始的第一天起，教育學生、也教育家長，「選擇可以很多。」甚至不斷告訴學生和家長，學校裡的功課壓力不小，不必再花太多時間補習，密集無喘息的學習，反而扼殺學生的學習興趣，遑論創意。弔詭的是，這樣的老師，中南部顯著比北部多，他們不在乎任何教改或升學模式的改變，重要的是，讓學生在每一個方案中，都有選擇的機會，而且，對自己的選擇感到滿意。當然，即使有這樣的老師，還是有轉過頭照樣讓孩子去補習的家長，那麼，孩子的壓力該怪誰呢？如果大人的心態不變，全國教育會議再召開九次、十次，情況改善的機率依舊是零。

    全國教育會議開會期間，各個民間團體也集結場外，舉行民間版的教育會議，原因很簡單，因為民間關心的包括十二年國教實施期程、教師評鑑實施期程等都沒在官方版的會議中提出討論。

    那麼盛大舉行的全國教育會議到底討論了什麼？臚列出來不可謂少，大到黃金十年教育政策白皮書、因應少子化策略，小到強化家庭教育，推動全國「孝親月」及「祖父母節」，一應具全，就是沒談如何減輕升學壓力；至於十二年國教到底要推託到何時？吳清基的說法是：後年總統選舉前，一定會宣布實施期程，不擺明了拿十二年國教當選舉支票嗎？僅就這一點，就不符合教育的宗旨。

    教育是百人樹人的事業，十六年如果還改變不了主導教改的大人的心態，那麼就再走他十六年，讓三代之後的人再譏笑一次，學者專家可以拖磨孩子的耐心和抗壓性，就是別拿教育當政客搏輸贏的工具。

楊照：錯誤的教育資源配置

楊照：錯誤的教育資源配置

【聯合報╱楊照】

十七歲還沒有滿十八歲的殺手，犯下了轟動社會的殺人案，逃亡多日終於投案了。對著媒體，很冷靜很大方地指控：「台灣教育害了我！」

教育害了廖國豪嗎？這個問題，有一部分根本不值得理會，完全不必討論；不過卻有另外一部分，讓人不能不想、不能不談，不能不愈想愈談愈覺得沉重。

不必討論的部分，是教過廖國豪的老師，教得再差都沒有弄到他要去當殺手；台灣教育再爛，也絕對沒有爛到直接創造出無法無天，殺人不眨眼的殺手來的地步。個人行為不能如此方便便宜就賴給學校、賴給教育來承擔。

台灣教育不會也不需為廖國豪殺人犯法的行為負責。不過換另一個角度，如果我們看的是所謂「後段班」，學習成就較差的學生，許許多多像廖國豪一樣無法跟上學校課業，在學習上取得成就與自信的小孩，那麼台灣教育的確虧欠他們，而且有很深的虧欠。

「後段班」以前的說法叫「放牛班」，取「放牛吃草」的意思，也就是一旦進了這種班級，沒人管你沒人理你，沒有任何教育資源會放進班上，讓學生自生自滅就是了。整個社會理所當然認為，好的老師要教好學生，老師的注意力該投注在好學生身上，協助好學生變得更好，幹嘛浪費時間與資源在比較差比較壞的學生身上！

習以為常，也就不會察知這種態度上巨大的矛盾。好學生和壞學生誰比較需要協助？好學生應付課業沒有問題，為什麼還要老師多花力氣管他們教他們？

好學生之所以好，往往就是因為他們自我學習的能力或習慣比較好，有本事自己自主自發學習的學生，為什麼反而要老師管那麼多？

現在有芬蘭的例子，我們總算可以把這矛盾看得清楚些。芬蘭打造出全世界有名，整體學習成就最高的教育體系，靠的就是和我們完全相反的教育資源分配原則。學習成就愈差的，愈需要老師關注教導；學習成就愈高的，他們獲得的最寶貴獎勵則是——學習自由。成績好的學生，證明了他們可以自我學習，老師就不用太理他們，他們可以依自己的興趣、用自己的步調去學習。他們學習能力強，老師的用心教導常常只是牽制、干擾他們的學習發展罷了！不必管好學生，老師就可以專心幫助「後段」學生。看到「前段」的例子，「後段」學生也就明白，若是能證明自己的學習紀律與成果，一樣可以取得自主自由，那會是驅動他們學習的最大動力。

如此一來，不論原本來「前段」或「後段」的學生，就都能在過程中擴充其自我學習的能力，一個大家都有能力並熱中自我學習的社會，怎麼可能缺乏競爭力？這樣的結果，和台灣的情況徹底相反。在台灣，「後段班」早早被「放牛吃草」了，得不到一點資源、沒有任何協助，當然成長受挫，在能力與人格上都無法健全。那「前段班」呢？也沒好到哪裡去。老師管得太多，本來可以向前衝的進度被拖住了，本來可以享受的興趣被打消了，甚麼都要照老師的，甚麼都要滿足考試要求的，久而久之，獨特能力也必然變平庸了。

這樣教育安排，真的有問題，照說不必等到廖國豪說那樣的話，早就該檢討、改革了。

（作者為新新聞副社長兼總主筆）

【2010/09/01 聯合報】@

50510 發言於2010-09-01 21:21:30

「這樣教育安排」，豈是今日才有？「真的有問題，照說不必等到廖國豪說那樣的話，早就該檢討、改革了。」
楊照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企圖支持他的論證；教育何嘗停止檢討、改革！
所託非人，致有今日；光是教育體制的檢討、改革，而無視父母家庭觀念的與日俱新，致有今日。
以鼎為喻，當事人、家庭、學校各是一腳，豈見二足能自立的頂？遑論單腳！
楊照莫要犯了和李遠哲一樣的錯誤！李遠哲因無知、自大而錯，已不可原諒，況乃再次踐履他人錯誤的軌跡！

cafa70 發言於2010-09-01 19:18:24

楊照，作而言不如起而行。你及你骨子裡的綠友們是否先給我們這些教改受害的學生及家長們正式道個歉呀？芬蘭的教育模式是短期內達的到的嗎？不要只會利用傳媒與你的南方大師一搭一唱！今天就為你服務到這邊！

yuconan 發言於2010-09-01 19:04:56

希望台灣像像新加坡治安好，卻不希望被管
希望像芬蘭一樣的教育，卻不願放棄精英式的教育
是家長把學校的資源與差距拉大
政治人物不敢得罪家長
花再多錢投資頂尖大學也沒用

pizzalover 發言於2010-09-01 14:30:18

廖國豪沒有一各字說錯
台灣教育只教當時14-15歲肯讀書小孩
社會對各行各業有歧視
也沒有補救方法
我們這兒唸完art大學生
找不到工作
反而去念木工水管工活的很開心

SLSY 發言於2010-09-01 08:58:20

少數專家不足恃。應由各領域專家與民眾合作，共同腦力激盪。
1.公共事務非常繁複也很難得到完全的共識，由專業人士或團隊管理，可以提高效率減少摸索，但是專家並不一定能面面俱到，偶而會有思慮不周的情況發生。
2.專家因成長背景、個性、教育、職業、政治、宗教文化背景不盡相同，其知識或經驗的累積過程中也可能會累積偏見，因而造成政策制訂及執行偏差或有本位的傾向。
3.目前政府體系中，決策由上而下經常偏離多數民意。如果執政者有其政治考量，或利益糾葛，專業也可能被利用或被弱化甚至棄於一旁，因此誤導民眾。
少數菁英統治難以滿足多數人民的期待，想要圓滿解決各種公共事務，可以先由少數專家提出決策規劃，然後開放資訊讓更多外部專家及民眾加入討論，達到廣泛參與的目標，專業加上民意，一個諸葛亮加上三個臭皮匠，集思廣益應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
【轉載】全民集思網 http://bsop.rsonline.org/

fhcmoon 發言於2010-09-01 07:57:17

我如果沒教過國中，一定會認同這樣的說法。
不過國中與國小都有資源班或者技藝班，學校都投入心力去照顧學習落後者或者有心學技藝（通常是汽車修理之類）的學生，不過效果非常不彰。這裡還有個問題是被貼標籤，詳細的內容恐怕可以寫好幾篇論文，總之我如果是學生在國中不想念書，在那樣的標籤下，我可能也不會想去技藝班跟那些人混。因此有的學校會覺得，我們願意投入資源啊！可是沒有人去念，大家沒需要嘛！
應該想辦法把一些有形無形的標籤拿掉，最近有些人得了國際大獎，這是很好的機會。不過我也覺得很諷刺，這些人光在國內發展可能一輩子都不會有人欣賞、肯定，但國際上就有這樣的單位，具有眼光去欣賞那些同為人類文化增光、為人群默默服務的人。

看孩子是看價值，不是價格－陳建仁

作者：謝明玲　出處：天下雜誌




「尊重孩子所愛所選」說來容易做來難，天下父母都有的掙扎與不捨，中研院院士陳建仁也有。

他如何做到放手與尊重？



兩年前，Evelyn一邊準備晚飯，一邊告訴父親，現任中研院院士陳建仁說，她的新工作有著落了。

「只是錢好像更少了，」她輕聲說。

二十五歲的Evelyn原來在家庭失能的青少女中途之家工作，和青少女們住在一起，輔導她們，一個月

領薪水三萬五。她考慮的下一份工作，則是人權團體的秘書，起薪大約是兩萬八千元。

只見陳建仁簡單回了她一句，「沒關係，那不是重點。」



要這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父親說出這句話，並非沒有經過掙扎。學者出身的他和過去在電信局服務的

太太曾經期待，孩子可以和他們一樣，選擇簡單穩定的工作。但兩個女兒卻選擇顛簸的道路。



人權團體的營運大部份依賴募款，募款不夠的時候就得裁員，加上薪資不高，人員流動率也高。

陳建仁常聽小女兒Evelyn說組織裡沒有工讀生了，或者又有哪位同事離職了的故事。



大女兒怡如則在護理系畢業後進了安寧療護病房，她經常得面對人的生死。除了要值大夜班、小夜班，

病人如果在半夜往生，怡如也得凌晨趕出門。一開始夫妻倆會等門：一個年輕女孩子半夜出門，要騎

摩托車行過暗路，怎能不擔心？

「等到後來就有點生氣，」陳建仁有點自嘲地笑說，自己神經比較大條，睡著了之後就不醒人事；

可是太太總睡不好，隔天見到女兒，還忍不住要唸她。



兩個女兒，一個工作不穩定，一個工時不穩定。身為父親，感性那一面擔心女兒受苦，理性那一面則

告訴他要尊重孩子所愛所選。

「說不擔心是騙人的，」在SARS期間臨危受命接任衛生署長的他，談起孩子時仍透露出天下父母都會

有的脆弱與不捨。

「這是孩子選擇的路，走得無怨無悔，甘之如飴就好。畢竟理想的實現，比金錢穩定和舒適更重要，

人生有這樣的機會，要把握，」陳建仁的理性提醒他。



生命不是填滿自己，而是要與人分享



兩姊妹受父母的身教影響很深。



信仰天主教的陳建仁認為，生命的價值是為人類服務和貢獻，每個人的專業都該以此為目的。

陳建仁父親是前高雄縣長陳新安，他印象深刻的是小時候，官大的父親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曾經有人

把棄嬰丟在家裡經營的幼稚園前，母親撿回撫養，家裡最高紀錄是同時撫養四名孤兒。



他上高中後，台灣退出聯合國，身邊的人大量移民。他和朋友卻覺得怎樣都要撐住一口氣，

「不一定要搞革命，但社會一定要更好。」

念台大動物系時，他進了登山社，跑到偏遠山地服務；他創辦慈幼會，走進孤兒院、老人院；研究所時，

他從動物轉念公共衛生，為的是更緊密與人群連結。



做為一位國際級的學者，陳建仁認為，服務精神的體現，就是與人產生美好的互動。未來的年輕人不管

選擇哪一條道路，都該具備這樣的精神。



這樣的信仰與經驗，讓他在孩子教養過程中，自然地從時間的分配、金錢的使用，和閱讀的廣度上告訴

孩子，生命不是填滿自己就足夠，還要記得留一塊與人分享。



從孩子五、六歲開始，陳建仁夫婦就會開車，載著小朋友，和教會的神父、修女到老人院送禮物、到

精神病院送月餅。國中開始，他們會引導孩子，紅包裡多少比例要花、要存、多少要捐出來。再大一點，

兩姊妹更選擇固定捐獻的公益機構。



女兒的書架上，擺的是史懷哲、德蕾莎修女還有南丁格爾的傳記，訴說著他們選擇奉獻的人生道路；

就像原可以當管風琴大師或神學教授的史懷哲，卻選擇走到非洲，服務病人的故事。



到了大學時代，陳建仁沒鼓勵兩姊妹打工，而是鼓勵他們當志工，希望他們更認識這個社會。



孩子，你可以慢慢來



正因兩代分享同樣的生命價值，陳建仁儘管明白孩子選擇的風險，卻願意支持她們熱情的抉擇。

他經常跟女兒說，「命運不是偶然的，是選擇的。當妳們做了最好的選擇，就去走。需要幫忙，就跟

爸爸媽媽說。」

兩夫妻選擇為他們祈禱，站在背後支援、默默關心。



他把住家搬到怡如工作的醫院附近，讓大女兒夜班結束可以早點回家；同時讓小女兒和他們住在一起，

不必負擔房租。



去年他和妻子結婚三十週年，女兒們送給他們的禮物是一個彌撒儀式。女兒們在儀式上說，

「爸爸媽媽教我們一件事，就是不要把錢擺在第一位，更重要的是把愛心傳給別人。」



尊重孩子所選，他也意外發現，孩子帶給上一輩很多驚喜和學習。



他聽怡如怎樣付出完整關懷、怎樣適應悲傷和面對生死；也聽姊妹們從露德之家回來後抱怨

「爸，你都不關心愛滋病患」，

然後他開始去了解、改善愛滋病人的照顧，並在衛生署署長任內主動與愛滋病友握手、擁抱。



現在兩姊妹依舊帶著父母的支持，追逐夢想。怡如在比利時念宗教，Evelyn在德國念人權學程，兩人

未來仍希望走上服務的第一線。



在人生道路上，不少父母選擇要孩子快快跑，跟上他人步伐；而陳建仁卻沈靜謙遜，要孩子慢慢來，

做自己喜歡的事。



當父母對成功的定義更寬廣，用「價值」而非「價格」看待孩子時，反而能像陳建仁一樣，靜靜等待

孩子展露生命的光與熱。



「孩子要選擇所愛，才能全心投入，走得開心，」

陳建仁說，他感謝上天，女兒們都做了自己最快樂，最好的選擇。

孩子一生最重要的競爭力：生命教育

孩子一生最重要的競爭力：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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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陳怡君

攝影／陳文堂 / 黃政淵

剪輯／李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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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簡介／我們該如何學習與大自然相處？愛情、生...More 我們該如何學習與大自然相處？愛情、生死又該怎麼學？這些生命中的重大課題，總是因競爭壓力而被忽略。然而永定國小、松山高中，卻開啟不一樣的生命探索之旅…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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